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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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必须得融合到社会的综合范畴里去谈论。美国的流行音乐，一代一代地推翻、一代一代地去引领世界。上个世纪的布鲁斯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Hip-hop音乐，这些有影响的音乐全是从美国来的。可能是因为它始终跟社会平等，而且它们每一个音乐都有严格的介入时代的标准。它在批判这个社会。摇滚乐在批判，布鲁斯音乐在抱怨，Hip-hop音乐在骂种族歧视，所有东西都能找到它跟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那些点。

美国流行音乐有非常完善的一些奖励体制，包括像格莱美奖、Billboard、MTV奖，促成了这个工业的良性竞争。而且有法律的保护。我骂社会，谁要管我，拿出你的依据来。谁也不敢去限制。

有一首歌叫《去你妈的警察》，都拍成电影了。就是因为警察把黑人无缘无故地摁在地上检查。但是他并不是反警察体制。最后他也解释了，他说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体制，是反对你们对我们黑人的态度。无缘无故把我摁在地上去检查，就是因为我们黑，所以他们骂警察。这种矛盾造成了整个Hip-pop音乐的一些蓬勃发展。所有人都在骂，都以批判现实为荣，甚至把拿起枪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人反对，觉得这样太危险，说我们用音乐、用唱片换枪。有一些特别美好的保护音乐运动也是黑人搞起来的。他们把自己私藏的枪让孩子交出来，换唱片、换音乐。这样的音乐一丰富起来，你不可能没有影响，它的能量就大。

中国流行音乐的需求全都是因为时尚。他的力量是假的，从美国那儿学的；发型也是学的，一系列的造型全是学。学日本、学韩国，韩国又是学的美国——全是这种学复制品的复制。

为什么要有力量？为什么要有这种音色？为什么要有这种节奏？为什么要五官挪位地唱这首歌？是因为有内心需求。亚洲其他的那些流行音乐，他们也都做到了：音色像摇滚，外表还挺帅，服装也特别时尚。但一看他们的内容就感到尴尬：他们不是摇滚。外表上说自己是摇滚，但内心怎么也不是摇滚。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没有需求，没有对力量的需求。为什么要有力？力量是要挣破枷锁的。他们没感觉到枷锁，或者他们见着枷锁就躲，甚至想利用枷锁，把枷锁化为时尚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很多人又会说你这个年代的人就会看到这些问题，没有看到时代的时尚和光彩，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恰恰相反，我那个时代也一样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比这可能还过分。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主旋律而并不是主流，现在主旋律没有消失还多了一个主流。那个时候是只有主旋律没有主流，所以我们出现的时候，恰恰还充当了那一段时间的主流文化。就像《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仍然被称为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音乐，是因为那当时没有其他的音乐去替代非主旋律文化、主旋律音乐，正好我们出现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标签，因为我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在当时火了，所以我的标签就永远贴在那个时代。而无论我的精神怎么更新，怎么去面对现实、面对困惑，他仍然认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时尚的价值，我脱离了时代。只要我没有写出像《花房姑娘》和《一无所有》那样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可能就多了一个诋毁我或者屏蔽我的理由：你连那个时候都不如，你今不如昔。我所有面对现实的努力全都是被他们屏蔽掉的，而且有人拍手叫好。

像我还一直在小地方演出，我还是有很多的生存的机会。但是有很多年轻人就没有，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创造演出的机会，真的不知道。

大型的官方的文艺活动取消之后，摇滚音乐节才遍地而生。以前都是《心连心》《同一首歌》这种节目，全国各地的政府买单，送票给观众，大量的电视台转播。他们的概念里这就是大型的音乐文化活动，并且造成了一种时尚。年轻人认为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时尚，我看不到的东西都是过时。这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的音乐环境。

回到我自己，有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要开演唱会，而且我敢这么说，所有认为老崔没有作品或者没有活动为什么又搞演出的都会带着这种心态来问——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若干个这样的问题了。他们带着这种偏见就来问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写了《混子》，根本不知道我的《红旗下的蛋》以后的任何作品，根本不知道我拍了一个电影。我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在苟延残喘，是因为借用过去的资源，可以说是在发一些余光而已：你也扑腾不了几年了，赶紧吧。

我说我这是B面的开始，我的A面结束了。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我这样说话。而且由于我的活动少，我积累的一些能量后来要逐渐释放，可他根本就不相信，根本就不理解。

而恰恰中国现在正好需要艺术家站出来说话，因为有个巨大的真空，空气已经越来越薄了。人的情感、理性和人的信仰不在一个点上，最起码有一项或两项不在一个共同点上。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这个社会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谁都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你还当什么艺术家，你还写什么作品，你还写什么书，你还当什么媒体，你还记录谁？你连这种基本的思考都没有。这个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标准，这是一个底线。人不关心人的这种状态，等于就是不关心自己的底线。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在走向何处？这个基本的问题谁都不会真正去想，有这种思考基础的人没有这个话语权。我们的文化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有一个愿望危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干吗，挣钱都不知道为了干吗。攀比、稳定是两个仅有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的具体证明——我比别人好了，哎我高兴了；我们的社会稳定了，领导高兴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经常碰到一些人说老崔你怎么谈论政治问题，我不愿意听你谈政治，你还是回去好好唱歌吧。大量的人这样说我，说你不就一唱歌的吗？甚至有人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你怎么可能谈论这么严肃的社会问题，你的思考根本不如我们社会科学院的，我们都还不敢想这些问题呢，你凭什么想这些问题？

可是我再怎么唱歌、再怎么写歌、再怎么演电影，我也是人哪。我也长着五脏六腑，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应该有理性思考，我也有信仰，我的信仰也是我最基本底线的一种证明。我谈论的都是这些，并没有超过这些东西。大量的人不愿意跟我谈论这个问题，觉得我在跨行谈论一些事情。

仔细想想，中国的话语权从来就没有落在过思想者和艺术家手上。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全都是隔代的。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话语权才被证明，而且也不是他人的话语权，只是作品的话语权。

我也有既得利益，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所讨厌的那个体系里的一个拥护者。我们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境界，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也在体制中钻空子，也撒谎。然后我们自己还视而不见，还去贬低年轻人。他们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高兴，他们摧毁我们偶像的时候我们也说“你这个小屁孩，你懂个屁啊”。其实我们就是那些人，我们就是自己内心里、理想中反对的那些人。我们自己在年轻人面前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出一些东西来，要把这些话匣子打开，给年轻人创造一些释放自己的机会，哪怕他们释放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是对我们的反感。我宁愿看到他们的投入，他们专注的状态，也不愿意让他们去捧任何人的臭脚。

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美就是因为他们专注。所谓年轻人的勇敢也不是因为他们莽撞，而是因为专注。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们的专注，同时给他们专注的机会。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专注，实际上就是保护这个能量，等于也是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能量。

我的能量也许就是音乐。所有东西都是音乐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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